所谓的“甘え”，表面意思是“撒娇”，包含着“求依、求慰”的心理特征，最初的表现是孩童对母亲的依恋。土居健朗认为，“甘え”是日本人心理特征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。

第一个问题：什么是自由

土居认为：在日本这个语境之下，所谓自由是指“求慰的自由”，也就是“任性、放肆”，而并不是脱离求慰的自由。而在西方，所谓自由就是“不再受奴役”，就是人拥有人权和尊严，就是在人与集团的关系上，强调人的优先地位。土居认为，这种自由观念和日本的自由的观念正好处于正相反的位置之上，就算是任性和放肆，也不是反对集团对个人的自由的干涉，也不是说能希望能够自由而为。

弗洛姆认为：自由是个人化的过程，就是孩童逐渐“自我化”，个人化的过程的另一方面，就是“日益的孤独”。“原始关系”给予安全感，并把个人与外界当做基本的联系。孩童从世界“脱颖”而出，发觉他是孤独的，是一个与他人绝休戚的个体。这种与世界——这个世界与其个人比较起来，是强而有力的，而且常常是具有威胁性和危险的——分离的状态，产生一种无权力和焦虑的感觉。只要一个人是此世界的完整的一部分，只要他没有觉察到个人行为的可能性与责任，那么他便不必害怕这个世界。当一个人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整体时，他便觉得子然孤立而面对着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。

第二个问题：甘え与极权主义（军国主义）

弗洛姆认为，逃避自由旧式个人放弃其自己独立自由，而希望去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，以便获得他所缺少的力量。换句话说，也就是寻求新的第二个束缚，来代替其已失去的原始约束，其突出表现就是服从与支配他人。弗洛姆对纳粹德国时代，德国人对法西斯的狂热进行了分析，同时也指出了对自由的恐惧是所有极权主义的心理结构动因。

按照土居的说法，西方式的自由是人对集体而言具有优先的地位。因此，人与集体始终处在紧张的关系中。而弗洛姆认为人在“自由”的状态下，因为缺乏安全感而使之处于焦虑的状态下，因此，希望通过回归“奴役”来获取安全感，从而为极权的法西斯提供了土壤。

土居认为，日本并没有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个人的自由，也缺乏西方意义上的共同精神“public”，日本的“公”，其实就是以天皇为顶端的所谓“阀”，本身就是一个集团，只是日本大大小小的瓦罐中最大的一个，不存在超越性的“public”。

因此，若要走上极权主义的道路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，需要在某种社会环境下，个体对自由感到恐惧，对自由感到没有意义，所以需要通过回归集团，回归“奴役”来寻求意义与归属感。这个过程所需的条件比较多，在条件齐备的情况下才会发生（美国和英国即使在二战时候，也没有发生法西斯化的倾向，说明了这个问题），而日本的甘え首先就是以放弃对集体的自由为前提的，是以统治者允许被统治者求慰作为联系两者关系的纽带的，因此，实现这种温情的极权主义的难度并不大，在国际环境适宜的情况下，从和平国家变成战争国家的难度并不大。而在内部与外部之间，并不允许存在这种求慰的关系，因此，也在日本人行为的考虑之外（“旅は掻き捨て”）。

第三个问题：中国和日本之间是否存在甘え？

土居认为：在日本人的视野中，有三个同心圆，在最近的一个圆与最远的一个圆，都是不需要“遠慮”的关系，前者是因为关系很近，是可以有“任性的自由”的环境，也就是可以随意地甘え，而第三个同心圆则不需要“遠慮”，因为关系太远。

对20世纪初期的中日关系和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一直到90年代初期的中日关系进行分析。在这个阶段，从国家间关系这个领域而言，中日之间是否存在日本所期望的“甘え”的关系呢？

在日本的概念中，所谓的义理和人情之间的关系，义理是人为地引入人情的关系而形成的特殊关系。在土居的概念中，义理和人情不是对立的，而是统一的，他不同意本妮迪克特将两者对立起来看的说法。在日本人的概念中，义理是以恩为契机而建立起来的相互扶助的关系。

那么中日之间是否有所谓的义理关系呢？从某种程度上好像是有。首先，对于日本而言，在上述两个时期，日本是处于优势地位，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目的，它希望建立这样的关系。前一个时期不必说，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，日本的某些人希望建立这样的关系，但作为政府则希望学习西方列强的做法，对中国掠夺。但是在第二个时期，这种义理的关系体现的较为明确。日本对中国的现代化投入了大量的资金，并给与帮助，实际上就是要把日中之间的这种“慰——求慰”的关系固定化，甚至在89年中国遭受制裁的时候，是日本第一个打破的。在这段时间之内，日本也是一味地要求七国集团接纳中国加入。（中曾根对胡耀邦的态度？）

那为什么日中关系会变成这样呢？实际上是日本所希望的这种关系是一种一厢情愿的空想。中日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，同时中国人的思维也不可能按照日本预想的进行。日本对中国所谓的“反日”的歇斯底里的反应，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法达成甘え的怨恨。

第四个问题；顺命、甘え与日美同盟

日本人的顺命来自于甘え？日本国民为什么能够接受不平等的日美同盟，主张依赖美国，“重经济、轻武装”的吉田路线为什么能够在日本成为唯一可行的战后发展道路。

日本与美国两者的地位处于不同的层级，也就存在甘え的可能性。战后美国与日本确实是处于甘え与被甘え的关系之中。尽管日本国内存在对美国要求独立的声音，但是主流还是要求维持日美同盟的不平等关系，然后从中获益。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甘え的关系。

添谷芳秀认为，吉田路线的最关键的一点是日本失去了自尊心。如果从全然个体人的角度看，日美同盟的不平等关系确实损伤了自尊心，但日本是否有西方意义上的自尊心？在土居的书中，曾经提到过すねる、ひがむ等表示因甘え不成而导致任性互为的词汇，意思就是自尊心的受损只有在欲甘え而不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，日本对美国的感觉正是这种怨恨，一旦美国把眼睛瞄向中国或者其他国家，日本就会“生气”。就会向美国“撒娇”。尽管存在左的或者右的要求日本脱离日美同盟体制的声音，但是无论是哪派政治家上台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承认日美同盟的有效性。

中曾根外交真的是要实现日美对等？不是，他是要建立在亚洲的甘え关系的同时，与美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。